周天勇：政策刺激是表与体制改革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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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天勇谈经济

　　周天勇 侯启缘 邵长銮

　　有学者认为经济政策刺激就会把经济增长速度从下行扭转为上行，并且进入中高经济持续景气的阶段，这种方法在中国可能行不通。我们运用宏观财政和货币扩张政策刺激经济增长，与20世纪30年代欧美大萧条及20世纪90年代-2020年日本经济低迷不同的是，中国是渐进转轨体制国家，而后者是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因此，中国的经济景气复苏，不能仅仅依赖于政策刺激一役，而是需要同时进行大力度的体制改革放活和促进流动。

　　一、刺激是治标不治本，改革才能固本培元

　　近期，股市在政策刺激下的大幅上涨若无法带动实体经济的繁荣，则可能面临回落。九月下旬伴随美国降息，中国接连释放降准、降息等政策，尤其是降低了存量房贷利率，一系列政策带动的最直观表现是股市超预期大幅上涨。但需注意的是，股市繁荣并不是最终目的，需要通过有效地改革让资金能够更顺畅地流入到实体经济投资生产，若实体经济支撑不足，极有可能产生泡沫而最终导致股市热潮之后的急剧回落。

　　从消费端来看，居民消费的提振无法仅仅依赖政策刺激解决。2024年1-10月份，虽然我国CPI同比增长有所回暖，同比涨幅仍在0.3%左右，距离2%的目标相差较远，同时，就业压力依然严峻。这本质上是系统性的经济问题，若仅仅依靠政策刺激，即便能够暂时提升CPI等单一指标，但缺乏体制性改革，则无法解决失业率高企等问题。

　　政策刺激效果并不理想，实质就业尚未增加、收入水平提高不足、居民消费支出未有效扩张、产能过剩居民没有得到扭转。在过去几年中，我国采取了较大力度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但经济复苏情况并不理想，“就业压力大—居民收入增长滞缓—消费低迷—产能过剩”的被动局面未得到根本性扭转。

　　缺乏体制性改革的支撑，可能会加剧政策刺激的系统性风险。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需要有良性资产作为支撑，若不依托于体制改革来形成有效资产，则刺激性政策后劲不足，即使短期能够带来一定的经济景气，但从长期看可能会加剧系统性风险，从而导致币值更加不稳定、债务链更加脆弱和财政缺口更大等问题。

　　二、仅仅用政策刺激经济复苏的难点

　　政策刺激所释放的流动性，可能在金融体系（比如资本市场二级进出交易）、政府项目投资领域、国有企业生产经营等虚拟、无持续就业作用和资本密集领域中循环。从近几年的情况来看，M1和M2背离趋势明显，截至2024年10月，M2已达到309.71亿元，同比增幅为7.5%，而与之相对应的是M1的持续负增长，下滑至63.34亿元，同比下降6.1%。由此可见，货币增发加剧了资金在金融系统、政府投资和国企生产等领域空转，并未能够落入实体部门、民营企业和居民消费等实质、稳定就业和扩大消费等领域中。

　　流动性的毛细渠道面临堵塞，具体表现为：由于资产抵押不足、业务人员追责机制缺乏等原因，大银行贷款难以惠及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除银行之外，缺乏多元化的社会融资渠道，企业内部集资、个人借贷和地下钱庄等融资方式的消失，信用社和城商行面临“破产重组潮”。

　　政策刺激所带来的流动性，缺乏可以注入的经济领域。从历史经验来看，1998年以后的经济景气中，城镇住宅商品化、政府出让土地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土地和房屋资产化的领域，可以说是20多年吸纳货币、推动经济景气最大的领域。尽管当前虽然政策刺激带来了一定的流动性，但城市房地产的萧条使得当前流动性缺乏能够注入的领域。通过推进体制性改革，实现农村住宅、宅基地、农村其他建设用地、林地和园地以及城镇土地的放开交易，使其能够定价并转化为资产，进而形成货币可以大规模流入强劲刺激经济景气的领域。

　　流动性若进入资本有机构成较高的国有经济，极有可能对居民就业、收入和消费产生负面作用。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民间投资增速在2022年3月达到11.4%的峰值，其后持续走低。2023年5月至年末连续8个月同比负增长，2024年截至7月累计增长率为0%，远低于同期固定投资总额的3.6%和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的6.3%。另外，民间投资在固定资产总额中的占比从2021年末最高的56.5%下降至50%以下，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取代民间投资成为主力。但国有企业资本有机构成较高，其持续扩张与改革会导致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生产方式的加强，进而产生大规模的劳动替代效应。这不仅对增加就业、提高居民收入、扩大消费需求以及平衡产能过剩方面促进不足，甚至还有反作用。

　　仅依靠流动性刺激难以形成有实质性且稳定的居民收入来支撑消费增长。如果流动性仅仅从扩大民生支出、增加转移支付、增强消费需求的方面考虑，而没有进入生产领域进行投资、促进实体经营扩张、增加国民生产总值，进而未能有效扩大就业和切实增加居民劳动收入，那么就无法实现以居民收入为基础的消费支出增长。这种情况下，政府税源也不能增加，就会发生巨额的财政收支缺口。

　　政策刺激过程中若政府债务缺乏持续财政收入支撑，则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国债发行量持续增加，而财政收入相对少，这导致债务缺口会越来越大。如果不推进土地、房屋的资产化改革，政府债务的资产信用保障就越来越弱，甚至当前许多资产还在缩水，这将危及到债务的安全和货币币值的稳定，从而形成对整个金融体系稳定性的潜在威胁，增加动荡的风险。

　　综合来看，经济刺激如果同时不进行体制改革，就不能有效地放活经济、促进流动、扩大生产、增加国民生产总值，这就会导致债务越来越多、支出越来越大、收入增长相对缓慢，叠加目前沉重债务，加上未来养老债务扩大、导致国民经济形成巨额天量的债务缺口。

　　三、经济刺激的同时大力度地进行体制改革的建议

　　第一，政策刺激的前提是要给民企和外资以明确的方向及安全感。需要再延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间100年。同时，将当前时期定义为跨世纪的社会主义新初级阶段。在这一阶段，主要任务是增强活力，提高效率，大力发展生产力，以实现人民的富裕，建设一个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

　　第二，畅通社会融资的毛细渠道。1）加强民间借贷的监管，贷款利率降至8%左右，严厉打击银行与小贷企业勾结等违法违规行为；2）孕育真正的科创型银行，提升业务专业性，充分用好投贷联动等入股融资方式；3）通过债转股，引进战略投资者改善企业治理结构；4）允许一些条件、行为和状况比较好的地下钱庄出现，可通过商会等非正式机构完善社会融资审核和监管机制。

　　第三，建立个人家庭破产制度，针对一些具备经营能力的企业采取解除“双限”和账户冻结等方式对其盘活。当前超过2600万失信被执行人的流动被限制、资金被冻结，极大影响了经济流通效率，建议针对一些具备经营能力的企业和法人解除账户和资金限制，允许其开展经营活动化解债务，同时，探索并建立个人家庭破产制度。

　　第四，统筹化解房地产、地方债务和中小金融机构等方面的风险，形成良性循环和流动性。可由地方国企按照市场化原则，以合理价格收购已建待售商品房、存量二手房、烂尾楼项目资产以及闲置土地等，并向被收购方开具抵付专用债权凭证，并允许其在市场中流转且长期有效，等额抵付资产后予以注销。

　　第五，加快推进城乡土地体制改革。通过改革，使农村农民和乡村企业与市民和城镇企业有同等的资产财富权利，为农民无价值且固定生产资料的土地赋予具有价值的可流动性，从而打通人口、生产要素和资金在城镇与农村、农业与工商业之间双向流动的渠道，以资产价值解决农民消费的后顾之忧，从而有效刺激消费、提振经济。

　　第六，改革增强和提高国有经济的主导、质量、功能和效率。1）逐步降低国有资产占全社会总资产比例到20%左右；2）对部分国有企业进行改造和重组，针对竞争性领域、亏损严重和部分事业单位，应进行企业化改革，盘活资产，吸引外部投资，进而形成市场化经营的新的民营企业；3）对承担准公共任务的国有企业实行最严格的管理和监督；4）政府应尽量少办国企，将其货物和服务采购需求进行外包，提升民营企业参与政府采购的比例。